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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 如果什麼都不能做?我們還能做什麼?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不免俗的這樣說,因緣際會下來到了這個很少人聽說過的小島國。這小小的島國,有很廣闊悅耳的海灘,有很多拿著開山刀,但絕對不會拿來砍人的人民,他們很熱情可愛,走在路邊總是會向我大聲打招呼,在一間店買完東西,和店員說再見,整間店,店員和顧客們,都會一起和我說再見!

 

        走進了他們的急診室,和台灣相同的是,一樣有滿溢的病人量,表情也同樣不舒服帶著愁苦;很不同的,每個病人都會乖乖坐著,排排的椅子上坐無虛席,卻沒人叫囂喧吼,皺著眉,扶著患肢,靜靜等著醫師的呼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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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在台灣能見到這樣的急診光景嗎?也許還有些很難想像的畫面,在台灣有遇過急診漆黑停電?氧氣筒耗光就沒氧氣?甚至點滴輸液組缺貨?僅少數的檢驗項目,照X光要到另一棟建築,更沒有電腦斷層的大轉盤。走到了加護病房沒有雙層自動門,轉開門把走進去,裡外的感官很快就對這個空間感到不一樣,沒有各種儀器囂張吵雜的警示聲,沒有呼吸器推著無法定義死亡的病人喘息聲,沒有醫師護理師推著急救設備,大聲且重複的矚示聲;只是一個很簡單純粹,帶著幾道陽光灑進的祥和安靜空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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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打破這知命的沉靜,有天急診送進一個高處墜落的嚴重創傷病人。即使和EMT、護理師語言不通,但他們也很機敏的依著我比劃,一起固定病人戴上頸圈,護理師也俐落的打上兩條大靜脈輸液;用不習慣的英文和醫師討論、檢查著這病人。很不幸的,病人下半身癱麻無知覺,嚴重背痛,比劃著圓滾木翻身,戴了手套摸進臀部,已經沒有肛門張力;上半身則能很明顯用理學檢查,定位出頸椎受傷的位置。像是一個團隊的演奏,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準備好,我和醫師討論出照什麼X光前,傳送人員已經在旁邊待命。是的,我們要到另一棟建築物照X光了!

 

        為了保護病人的脊椎,我和翻譯同傳送,一起前往檢查室。力使病人的背部保持一直線,我盡力謹慎的協助搬運他,協助擺位照X光,用僅會幾句的葡語安撫病人,連我的翻譯都毫不猶豫的伸手,協助我們一起完成每個擺位和搬運。但在需要人手的這些時候,我轉過頭卻找不著,剛從台灣來的醫科畢業生學弟?

 

        回來後我終於在急診室找到他,學弟。我忍不住問他,在我們盡力護著病人的時候,你去了哪做了什?學弟反問我:「反正他們又不一定能開刀,我們還能做什麼?幹嘛我們要幫忙做那麼多?他們人也夠了不是嗎?」

 

        無法否認,這裡沒有神經外科,這裡也確實有人手,但我想像那畫面,要是僅兩個傳送人力,在搬運病人的過程,一個頭一個腳的抬起病人,那會是何等的糟糕?也許是學弟還年輕?也許是剛到這還沒做好定位?但面對學弟的質疑,我試著克制自己就要高漲的情緒,我說:

 

        Do no harm!」

 

        我從來不覺得過,醫療是萬能的!即使有再多的資源,再先進的技術,但每次面對生命,我都覺得自己仍是渺小,力量很有限的。也確實,很多的傷害,都在一開始就決定了未來,是高舉醫療這旗幟也很難很難去挽回的,甚至祈禱奇蹟發生的機會還比較高!但對我而言,我的啟蒙臨床老師教我的,至少我們能做的,就是不傷害。

 

        再捫心自問一次,那我們還能做什麼?

 

是什麼時候,醫療變的何等自大自負?是什麼時候,醫療是如此絕望無力?我一直覺得,就像我曾說的:「救人不是一種天賦,因為老天爺不會給人如此殘忍的技能。」

 

        我很有榮幸跟著這醫療團的團長,開過刀。直到最後他關上傷口,僅流一點血,很仔細的對著每微吋皮膚紋理,留下僅像筆畫過的細傷口;除了大開眼界,也讓我深深的檢討了自己。團媽引述團長說過的一句話:「我多用幾十分鐘縫好病人的傷口,對於病人,卻是他們要看一輩子的傷疤。」

 

        這裡不是最缺乏資源的環境,台灣也不是最先進的地方,更甚至還有畸形的健保文化,讓我們醫療人對自己提出了多少質疑和改觀?另一個醫科學弟剛來時和我說,他很喜歡神經外科,因為他有機會可以改變一個病人的一生。是阿,哪個科別不是如此呢?真心期盼,我和學弟們回到台灣時,能醞釀出不同的信念和想法,面對台灣的醫療環境。

 

        莫忘初衷!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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